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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记忆

时间:2015-12-28  作者:赵举仁  来源 :大河网-河南日报  字体:        访问次数:

能在求学的年龄稳稳地坐在教室里,是一种极大的幸福。花甲之年的我羡慕现在的孩子生活在尊师重教的年代,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能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回忆起自己从小颠沛流离的求学经历,有太多辛酸!

在时代面前,个人的命运微不足道,我的父亲毕业于西北大学,原在北京国家电力部设计院工作。当时,河南洛阳等地几个苏联援建的电厂急需外语人才。1958年,河南省委派黄春台处长来北京引进人才,我父亲满腔回报祖籍的热望,带着妻儿举家从首都到河南省电业局工作。当时机关大学生极少,而父亲不仅懂外语,写作水平也挺高,白天他忙于办公室工作,晚上还给单位职工补习外语。1959年11月23日,父亲在《河南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一篇署名文章,是关于河南电网建设的千余字加图片新闻。这在当时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

后来,父亲因目睹灾荒,说了几句实话,1960年9月,全家被遣送到千里之外的邓县前张村。那一年,我7岁,刚入郑州电新街小学就被强行驱离。我们一家的户口也从城市迁到农村。到前张村后,没有片瓦,一家5口人在路边等了3天,才搬到破烂不堪的草庵。我在由破庙改建、四面透风的教室里开始读小学一年级。1964年,我以优秀的成绩考入高台庙完小。学校离家远,每天天不亮,我就孤身一人担惊受怕往学校赶。母亲立志要让我们读好书,为了能有个好的学习环境,她数次像古代孟母那样择邻搬家。在母亲的支持下,我学习成绩优异。

1965年,邓县县长姚敏得知我父亲的情况后,特批我家迁往邓县县城,调父亲到粮食局工作。但“文化大革命”很快开始,学校停课、大学招生中断。即使复课后,学校都改名为“五七学校”,文化课改成学工、学农、学军、批资。1968年,全国又掀起了“不在城里吃闲饭”运动,由农村干部组成的“贫宣队”日夜动员我家下乡,我们不胜其扰。无奈,又举家下乡到邓县元庄,两年后“运动”风头过去才重新回到县城。我的初中在颠沛中荒废。

1973年,我在动乱中读完“高中”。当时,我因为表现出色被县上评为知青先进代表,另外,受父亲的影响,即使在农村我也酷爱写作,广播、报纸不断播发我的文章,引起县委宣传部的关注,于是我被借调到报道组工作。恰好这年,北京广播学院采编专业分到邓县一个名额,我有幸被推荐,先后通过了面试、笔试,但录取时却被其他人顶替。

1976年6月,24岁的我终于招工到一家大型军工企业,成了401车间一名搬运工,搬运工是最辛苦的工种,我每天不仅要大量运煤保证锅炉运行,还要搬运各种锻造材料。1977年12月,国家恢复高考。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但白天繁重的体力透支,加上厂大人多宿舍紧张,自己没有一席固定的安身之地,我的大学梦再次破灭。

1978年,离高考还有两个月,我对再次报考犹豫不决,厂里的师傅王钢建鼓励我再次应考。我像海绵挤水一样自学已经丢了5年的高中文化课。最后我竟以300多分的成绩被省内一所师范学院录取。毕业回厂,适逢全厂技术人员晋升职称补习外语需要,找来找去无人会教,而我这个多次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搬运工转身成了这些大中专学历干部的老师。厂领导和职工对此唏嘘不已,我也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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